过去十多年里，石仲泉的足迹遍及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他将途中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书——《长征行》，其中部分内容针对不实传言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解答。

石仲泉是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八年。他是“走走党史”的首倡者，提出党史工作者要走出书斋，通过切身体验，将“概念党史”转化为“形象党史”。

过去十多年里，石仲泉的足迹遍及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他将途中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书——《长征行》，其中部分内容针对不实传言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解答。

►长征是二万五千里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03年，走长征路的两位英国小伙子，回到上海后对媒体发表谈话说，他们走过的长征路并没有两万五千里，只有一万几千里。这种说法对国内部分年轻人产生了影响，认为党史搞浮夸、报大数。

石仲泉说：长期以来说的“二万五千里”，是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已讲开了的。据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组织人对长征里程进行过统计。根据这个统计，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到达甘泉县象鼻子湾后就讲了这个数字。在毛泽东讲话一个星期后，1935 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也向外公布了这个里程数字。这以后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进行实地直接采访之后写作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这个里程数字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

上述毛泽东的四次讲话，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讲两万五千里的中央文献。当然，这主要是讲的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还没有包括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所走的长征路。据一些军史材料统计，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 个月，转战8 省，行程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近1万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

1984 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访问原红一方面军老红军戴正英医生。戴医生讲述了走长征路的情况。他说，他当时十五六岁，是一个宣传员，也是卫生员，熟悉红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能闭上眼睛把红军长征的情况述说一遍。他对索尔兹伯里说，像我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两万五千里路多得多。这些小战士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

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因此，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只少不多。如果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两万五千公里也不止。我不知道那两位英国小伙是怎么走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就我走长征路了解到的情况所知，现在一般走的长征路不完全是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原来有的路早已不存在了，过去走过的大路也大多拉直了。比如说，当年红军主力从宝兴县城到硗碛要过河，要走栈道，绕弯拐道的路很多，走了七天七夜。现在修了公路，开辟的是新道，只需两个多小时了。里程缩短了，时间大为减少。因此，根据目前的走法来计算里程，绝不是当年红军走的实际里程。这只能是他们今天走的简化了的长征的里程。现在各省市的高速公路基本普及了，如果根据高速公路里程来计算长征路，那可能比两位英国小伙计算的更少了。

►长征是战略转移还是逃跑

《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爸爸长征出发时走的那座桥

解放日报 •上观新闻：“长征是逃跑，没什么光荣的”，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

石仲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转向山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才有出路。毛泽东、朱德率领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进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此期间，党在许多地方都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其中湖北的黄麻起义是影响较大的一次起义。“红军”一词就源于黄麻起义。

1928 年5月，党中央提出正式使用“红军”名义后，是年6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井冈山起义部队亦改称红军。这样，“红军”称号广泛使用开来。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下了井冈山，进行大迂回转战，往返穿梭于闽西、赣南、粤北，逐步站稳脚跟，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1929 年底的古田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规模始露端倪。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指战员近4 万人，占全国红军的1/3 以上。次年10 月，中央红军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奠定了江西中央苏区发展的坚实基础。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促成了中央红色政权的诞生。在1931 年11 月7 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作为中央苏区红色首府的瑞金改名为“瑞京”。中央苏区发展的鼎盛时期，则是以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标志。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第一、三、五、七军团，达10 万人；中央苏区辖有四个省级（即苏区方面的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纪念馆里，听到中央苏区蓬勃发展的介绍，我们同讲解员和其他观众一起，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鼓舞。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紧接着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政策的中央领导，不能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加以应对，致令红军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瑞金，参观一些革命旧址群，我不胜感慨。中央苏区的兴衰与毛泽东的命运息息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毛泽东遭受排斥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辛辛苦苦开辟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断送的情况，过去也知道，但不很明晰。这几次考察后，一些细节清楚了。毛泽东遭受排挤打击，集中体现在三次会议上。

首先是赣南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30年10月中旬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前由项英暂代书记。1931年4月任弼时等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8月，提议毛泽东任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得到临时中央批准。但11 月初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却又指责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的右倾错误。尽管这次会议既没有点名，也没有解除他担任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但在两个月后的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却直接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排斥他对中央苏区党的正确领导。11 月7日至20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毛泽东处于这样的逆境中召开的。这两个会同是在叶坪谢氏宗祠开的。毛在前一个会上遭受严厉批判，在后一个会上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后人看来，这很滑稽。但这反映了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毛泽东内心之抑郁和痛苦，可想而知。

其次是宁都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恩来于1931 年底到达瑞金，取代毛泽东，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作为中央苏区党的一把手主事后，一是采取积极措施，基本纠正了此前中央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严重错误；二是在军事斗争上，虽不完全赞同临时中央一再指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但在中央持强硬态度时又努力贯彻。因而，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时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对毛泽东加以保护；时而又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站在维护中央立场上批评毛泽东。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后，周赶往前方，主持军事决策，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在红军取得若干战役胜利后，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向北出击，威逼南昌。前方领导人根据形势，不赞成马上出击强敌。这样，以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形成对立意见。为解决矛盾，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赶到前方，由周恩来主持，于1932 年10 月上旬，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临时中央批评中央苏区所犯“政治错误”的长信指示；在作战方针上，与会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泽东据理力辩，但处于少数。会议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离开前方，回到后方休病假。他遭“缺席审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晒”在汀州福音医院长达四个月。

再次是六届五中全会。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直接干预苏区党政军事务，全面推行“左”倾路线。2月，在闽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4月，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批判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随后，蒋介石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新的严峻形势，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全会由博古具体主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批评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是“富农路线”。这次全会在政治上将“左”倾路线推到顶点，在组织上将宗派主义发展到极致。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时，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没有被通知出席全会的毛泽东，不仅没有被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反而擢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负总责者仍要排斥和架空毛，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苏二次大会上，由张闻天取代他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周恩来表示异议，但在全会结束后举行的全苏二次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举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以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左”倾领导人的说法，毛泽东成了“中国的加里宁”。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实际上被架空了。张闻天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也因此被排斥在党中央核心圈外。“左”倾领导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上述三次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这给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带来极其严重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长征”。周恩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已经突围的方志敏怎么又被捕了

方志敏（1899-1935）

解放日报 •上观新闻：方志敏所在的抗日先遣队是长征先遣队吗？

石仲泉说：我在2005年10月22日至26日曾到赣东北即闽浙赣苏区，到方志敏出生的弋阳、闽浙赣苏区首府横峰和方志敏突围未果被捕的怀玉山等地作过党史考察。上饶党史研究室同志介绍抗日先遣队即长征先遣队的情况说：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形势极其严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负责北上的就是寻淮洲、乐少华和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该军团的名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闽西开到瑞金接受任务后，扩充为6000人，经福建北上，辗转到闽浙皖赣边界活动。两个多月艰苦作战，部队损失过半，11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战略转移。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很有限，这支部队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数倍于己的敌军艰难作战的不利形势。12月，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在皖南牺牲（时年22 岁）。1935年1月，国民党集中10多万兵力，对向闽浙赣苏区回师的红十军团形成重重包围。方志敏、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已经突围出去，但鉴于主力部队仍未摆脱重围，方志敏命令粟裕率部继续突破封锁线，自己则带警卫人员重返包围圈，会合大部队。1月底，陷入重围的红十军团的大部队被敌军分割打散，伤亡惨重，被俘逾千，只有小部分突围出去。方志敏在玉山和德兴交界的高竹山不幸被捕。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在怀玉山遂告失败。

我是2005年10月25日到怀玉山的。该山位于玉山县西北，横亘上饶地区中部，长约120 公里，宽20～40 公里，山跨浙西1县和赣东北6县，主要山峰超过千米，雄伟峻峭，一看是大山气势。方志敏是1935年1月中旬率红十军团迂回到怀玉山区的。他同先头部队一起已冲出敌军封锁线，但为解救主力部队又断然返回来接应。他找到大部队时只剩下2000多人，被敌军14个团包围在纵横不过15 里的狭小地区。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与敌人周旋，并在怀玉山的主峰之一金刚峰与国民党军激战，阵亡者达千余人。

此役失败，怀玉山突围战基本结束，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6个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20多万字的不朽篇章。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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