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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究竟可不可行?
发布时间: 2016-06-01 05:31:43
作者: 王珍
到今年5月20日,全国反向业务投保人共78人59户,办完所有流程的是47人38户。其中北京18人12户,上海13人11户,广州14人11户,武汉是2人1户。从中可以看出,像北上广这样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房价比较高的城市,试点效果比较好。真正的“养老”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以房养老”只是解决支付能力不足的一种手段。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而据媒体5月30日报道,南京首位申请“以房养老”的老人已于两年前去世,但直到去世,其申请没有机构和企业敢接招。“以房养老”为何推进困难?其发展前景又如何?在刚刚闭幕的“上海论坛2016”年会上,相关子论坛专门就“以房养老”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

 


“以房养老”即“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居住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屋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保监会宣布从当年7月1日起,未来两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正式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两年试点期将至,上海试点情况如何?

 


在论坛上,上海保监局副局长李峰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到今年5月20日,全国反向业务投保人共78人59户,办完所有流程的是47人38户。其中北京18人12户,上海13人11户,广州14人11户,武汉是2人1户。从中可以看出,像北上广这样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房价比较高的城市,试点效果比较好。他指出,“以房养老”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金融工程。在他看来,上海推行“以房养老”有三个优势:一是上海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水平。不少上海本地人都有两三套住房,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产占整个财富收入的比例较高。二是要开展“以房养老”的业务,需要金融机构来支持,还需要一个很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反向抵押贷款要求金融机构有非常高的资金周转能力以及现金池。上海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具备这样的条件。三是上海开放程度较高,老百姓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


西南财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认为,“以房养老”本身,在中国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然。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住房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平均是65%,有的统计可能会更高。因此,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住房是其唯一可依靠的资产。但是,在甘犁看来,住房反向抵押这个市场不会很大,“以美国为例,他们做了很多年,但是符合条件的,用反向抵押贷款的家庭不到3%,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对寿命认识、住房价值、风险认识都不对称。”他认为,“以房养老”是一个大概念,并不仅限于住房反向抵押,必须“以房养老”,但是不能“贷房养老”,可以通过住房出售、住房出租、住房置换等形式,让老年人通过各种形式获取收益,提高晚年生活、生命质量,满足自身养老需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指出,“以房养老”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来没有能力变现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交易风险谁来承担?同时,在德国、欧洲、美国买房的时候,土地和房产是一起买入的,但是在中国只有房产的使用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一旦进入到市场交易的时候,这种产权的不清晰,就可能会让“最后一棒”持有者在变现房地产的时候受到一些阻力。在他看来,如果纯粹让市场支撑“以房养老”,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以房养老”还有一些社会福利属性在里面。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政府也应该参与进来,投入资金,加大保险基金杠杆,降低风险承担成本。

 


中国太平养老产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魏琳认为,真正的“养老”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以房养老”只是解决支付能力不足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的养老结构是“9073”,即90%的居家养老,7%的社区养老,3%的机构养老,而且正在向“9064”演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提供专业化服务方案,如此才能有效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此外,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开展“以房养老”,一般来说,更适合那些没有子女或者是空巢老人,而且要求其家境适中,手中房产价值较高。如何满足各个层次的养老需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产业。

 


“以房养老”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已推行多年。如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反抵押贷款”项目,也就是“以房养老”。对此,与会的多位国外学者都认为,各国有各自适应性,相关养老产品必须要有风险管理。比如,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Luigi Guiso就认为,不同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无法提供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欧洲现在也面临着养老金改革,遇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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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编辑:李小佳,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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