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由来、历史变迁和现代转型

端午“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大

也最受现代学者怀疑

端午节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时当农历仲夏五月五日。它的成型，说法较多。一般认为最迟至西晋，端午已成节俗，根据是周处《风土记》曾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又有“端午造百索系臂”、“端午采艾，悬于户上”等说法。而其最早的习俗，如五月浴兰之类，甚至可上溯至战国以前。同时端午又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其影响力可和清明、中秋相提并论，此三节和春节一起被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端午节在历史上有很多称谓，如端五、重五、端阳、天中节、浴兰节、蒲节、女儿节、五月节等。仅从称呼之多，也不难想见端午节之影响力。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和早期功能，此又是一个聚讼纷纭而又难有定论的话题。总的来说，有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说，辟邪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祭祀龙图腾说、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以及综合起源说等。其中，“纪念屈原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也最受现代学者怀疑。相对来说学者们往往更倾向于辟邪说或综合起源说。由于讨论端午的起源并非本文的目的，所以我们在此并不详论。令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1、为何较晚起的纪念说和食粽习俗会最终成为端午节的主流观念和重要习俗？2、众多的端午起源说有没有共同事项（基因或原型）？如果有，又是什么？3、根据以上两点可得出什么结论？此结论是否能反映民俗文化尤其是节日文化发展演变的某种规律。下面就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端午节民俗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争斗与辟邪

端午节有很多民俗活动，称之为节俗。代表性的有吃粽子（角黍）、赛龙舟、射柳、饮雄黄酒、斗百草、配五色印（或带五色缕）、挂蒲剑、采艾悬户等。这些看似无关的民俗中，其实有着共同的思维特点，即竞赛和争斗。

赛龙舟又称竞渡，是历史悠久而广泛开展的端午民俗活动，无江河的地方则有旱龙船的习俗，后人认为起源也和屈原相关，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是日(五月五日)竞渡。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揖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这里提到竞渡（后来演变为“赛龙舟”）和屈原的关系，这一风俗，流传至今。竞渡为参赛双方的竞赛，这毫无疑义。民间为竞胜而至有互殴者，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唐代的风俗画。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在这种竞渡民俗活动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古人原始仪式中的辟邪厌胜习俗，是另一形式的争斗。《武林竞渡略》说龙船竞渡中有抛桃符兵罐的行为，“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可知最初五月划龙船和厌胜辟邪相关，而此种行为用了原始思维中的镇压思维，据江绍原先生分析，最初的五月放舟可能是单纯的禳灾巫术，并非一定须两舟或数舟比赛，后来逐渐演变为竞渡风俗，但从赛前双方举行巫术的举动，则仍有原始巫术的痕迹，竞渡的胜方应被认为是很吉利的。

辟邪和镇压巫术，在上古世界各地的人群中，是比较普遍的仪式行为。古人之所以选择五月来禳解，是和古人以5月5日为恶日的观念相关的。《后汉书·礼仪志》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荆楚岁时记》也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有恶气恶鬼自然要祛除禳解，这和龙船竞渡的原始思维是一样的。

除了赛龙舟，端午的斗百草和射柳等，也和争斗相关。《荆楚岁时记》已有五月五日四民斗百草的记载，《隋唐嘉话》记载，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为赢得斗草之胜利，竟派人到南海祈洹寺割取维摩诘塑像上的胡须，而此胡须原是谢灵运的，谢临刑行前将自己的美须布施给了该寺供塑像用。可见唐代斗草游戏非常流行。文学上最有名的斗草作品大概要算北宋晏殊的《破阵子》词：“巧笑东邻女伴，采香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斗草有两种玩法，可称文斗和武斗。文斗是女孩各自才来花草，互相比赛所拥有的花草和名字，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香菱、芳官等人斗百草可为代表。武斗则是将草叶之茎互相拉扯以比试强度。不管是哪种玩法，都和争斗相关则无异。

射柳的起源较晚，主要流行于北方，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述射柳之法云：“今因辽俗。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鏃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辽金尚武，故有此俗，一如南人竞渡之划船比赛。

此外，端午还有采药和铸镜习俗，药是用来疗疾的，铜镜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有辟邪的功能。显而易见，端午采药和铸镜有辟邪镇压的意识存在。

再者，端午的一些食俗如饮端午酒（包括雄黄酒、菖蒲酒）之类，也有同样的辟病驱虫功能。高廉《遵生八笺》云：“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病，而禁百虫。”

在这些端午起源说法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竞争或争斗的行为和思维。这也是很多现代学者不认同端午节直接源于屈原，而倾向于辟邪说或多种起源说的原因。

端午食粽、祭奠伍子胥曹娥与铸镜

从阴阳对立到和合

历史上的文本，大多都认为端午节因拯救或纪念屈原而来，今天民间说到端午节，大家仍然首先提到的是屈原。媒体的推波助澜，也加深了这种观念。其实此种认识的由来，源远流长。成书于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储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尝见祭甚善，但常患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言，后乃复见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前面所引南朝的宗檩的《荆楚岁时记》和《武陵竞渡略》，也都是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在一起。

据以上资料可知，大约从魏晋开始，人们已经将端午的一些节俗如竞渡及食粽等行为和屈原联系起来，其联系的根据是民间传说屈原5月5日投江，而端午正好在5月5日，竞渡正为营救屈原。人民同情屈原，认为像他这样的贤人不该有这样的结局，所以大家纷纷划着小船去营救。唐代刘禹锡《竞渡曲》云：“竞渡始武陵（今湖南常德市），至今举楫相和之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也。”没能拯救屈原，便开始了民间祭祀，以纪念其不屈的灵魂，这可以说很顺理成章的。由此，端午的一些节俗，如吃粽子，缠五色丝等，也和屈原发生了关系，竹筒贮米（粽子的另一形式）是为了保证食物为屈原所得而不为蛟龙所食，五色丝和楝叶塞其上也是为了驱龙。这样，原来的风俗经过新的解释，就获得了新的意义。

在另外的一些地区，端午祭祀的不是屈原，而是伍子胥或曹娥。《荆楚岁时记》杜公瞻的注：概括了竞渡由来三种版本，即吴地纪念伍子胥和越地纪念曹娥以及越王勾践操练水军的演化。可见其中纪念说的影响甚广，今天江浙地区的端午民俗中，有些地方就有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的活动。伍子胥事见《左传》、《史记》等，他助吴伐楚、助吴伐越，均大胜之，是一个忠臣。因受到越国的离间和奸臣伯嚭的谗言陷害，最终被吴王夫差赐死，死后被扔进钱塘江。伍子胥不屈的灵魂化作钱塘江的涛神，每月准时而来，民间传说涌潮时能看见伍子胥白马素车站于涛头之上。曹娥则是因为父亲死于迎接涛神伍子胥的冲浪（弄潮）活动，投江寻找父亲尸体而死的孝女。

在这一礼俗的演变轨迹中，争斗的痕迹犹清晰可辨，“竞渡”仍然是一种竞争，但整个内涵却已悄然发生了某种变化，将前述主要带有巫术色彩的厌胜禳解的仪式过程，转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并逐渐形成为以见贤思齐为主的纪念活动。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弘扬正义，鞭挞丑恶的思想赫然显现其中。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人文教化对原始巫术思维的取代。虽说是取代，但仍保存了争斗的痕迹。其他一些节俗的演化，同样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特点，例如端午食俗的变化，即可见一斑：

端午食粽，是保存至今的端午习俗，前引《续齐谐记》就认为和祭祀屈原有关，然据一些学者考证，粽最早乃北方食物，其俗与屈原未必有关。《玉烛宝典》引周处《风土记》：先此二节（夏至、端午）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二节日所尚啖也。裹黏米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包裹未散之象也。又《齐民要术》引《风土记》注云：“俗先以二节一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可见晋代已有食粽习俗。此两处所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第一则给人的感觉是以粘米和粟为阴阳，而第二则以菰叶和黍米相裹为阴阳。

《玉烛宝典》又载：“又煮肥龟令极熟，名曰俎龟粘米，擘择去骨，加盬豉、苦酒、苏蓼，名为葅龟，并以薤荠，用为朝食。龟骨表肉裹，外阳内阴之形，皆所以依像而放，将气养和，辅赞时节也。”此则以龟和米为作为阴阳，同时龟的骨肉又外阳内阴。

以上食粽和龟的记载，都提到了阴阳，阴阳在古可本为矛盾对立之物的总称，自然包含竞争之义，但这里“未散”、“养和”似乎都在强调统一，已暗示出一些信息。

另外古代端午之铸镜习俗，据学者考证，唐代以前通常在五月丙午日，由于古代以干支计时，丙午日并非每年五月都有，再加上“午”与“五”通，端午节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五月午日到五月五日的演变过程。故有学者认为，唐代以后，铸镜时间已主要在五月五日。

之所以要在五月丙午铸镜，有人以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丙午日午时，一年的阳气会达到极致，能在五月丙午日午时获得天地纯阳之火铸器，就具备了阳的力量。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五月本属夏中，在《周易》后天八卦中，夏至所在的五月属于“离”卦，“离”为火，为日。丙午又属火周易的观念奇数为阳，五月五日属于两阳相重，也代表阳气的旺盛。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江心铸镜的例子，白居易《百炼镜》云：“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祈。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另《唐国史补》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这些记载都将铸镜地点指向水中--江心，如果说丙午或五日代表阳，则江水当为阴，应可理解。前面提到五月是个阴阳相争的月份，同时也是一个阴阳转换的时节，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铜镜要具有辟邪的功能，仅具备阳刚的力量恐怕是不够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五月铸镜，可能是要取其阴阳调和义。只有水火相济，才能符合和谐之道而无往不胜。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

这样，上古的巫术镇压禳解思维，逐渐演变为阴阳的对立和谐思想，并与纪念正直高尚，不与黑暗势力合作的贤人的精神合流，端午节的内涵就逐渐丰富起来，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都得到了加强。

端午节日内涵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从端午节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端午的仪式功能经历了从争斗到逐渐和谐的转化，当然这种和谐并非为和而和，而是来自于阴阳观念的对立统一，是既对立又和谐。其二，仪式功能背后的思维经历了原始巫术思维到人文教化（如纪念屈原或其他先贤的高风亮节，正义战胜邪恶的信仰等）的转化。如果我们再考察清明和重阳等节日，这第二点具有共同性。清明经历了从祓禊到缅怀的转化，而重阳则经历了辟邪到敬老的转化。

产生这一演变的原因，除了前述阴阳既对立又和谐思想的影响外，还和古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文化都经历过一个轴心时代，这是一个文化觉醒和突破的时代。这个时代，古希腊出现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等哲人。从中国的情况看，商周之交往往被一些学者看作某种分水岭。商以前，为巫覡时代。商代比较重视祭祀，而所祭之帝则被理解为本族的保护神，所以商人认为受命于天，故纣王灭亡时会有“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的疑问。周代则人文思想勃兴，故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之说。周朝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春秋时代，已发展为礼乐时代。从巫覡到礼乐，恐怖与神秘的意识越来越淡，道德人文的成分越来越浓厚。特别自孔子以后，士大夫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那些原始的观念被大量整合到儒家经典如《周易》、《礼记》中而加以理性的解释。秦汉统一后，士大夫和官员的化民成俗的自觉文化意识，又不断地进入民间小传统。这样在节庆仪式中，便既有大小传统杂糅的各种观念，也有了上述讨论的节日内涵明显的转化痕迹。

开发端午的体育、保健、文教

基层文化治理等现代价值模式

今天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过去农业社会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但重建节日文化，仍应考察传统社会节日演变的文化轨迹，重视历史遗产，这是因为文化心理的影响是长期的。这其中，娱乐性和人文性始终不可或缺。以笔者之见，对传统节日中一些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应充分挖掘其内涵并赋予新的意义。

就端午节俗而言，既然集体的仪式中隐含着竞赛争斗的心理，那么传统的赛龙舟等节俗就应予保留。赛龙舟活动前可根据不同的地方历史，增加纪念先贤和乡贤的仪式，而并不一定要局限于纪念屈原或伍子胥等，以使这一传统民俗既具有现代的体育价值，又具有饮水思源、重视文化传承的教育意义。

另外，射柳这一传统体育项目，也可考虑在公园等游乐场所恢复开展。一方面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因时因地开展体育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作为一种劳动工作后的调整，平静流逝的日子中的短暂宴乐，节日的娱乐和休闲功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虽有射击射箭俱乐部，但属于白领运动，局限性大。另外古代射礼中的价值观也可以借鉴，《礼记·射义》云：“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指出君子在面对问题时，应该首先寻找主观原因，而不是借口客观环境。孔子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提倡君子之间的文明竞争。对这些思想加以现代阐释，如合法有序竞争、诚信经营、提高专业水准、提升自我内涵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很好手段。

此外，端午节的一些卫生观念如喝雄黄酒、炙艾草等，虽然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已显得落伍。但在这一天普及医学知识，强调中国古代的养生智慧，却是有利无害的。不妨在这节日增添养生普及的内容，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现在一方面看病难、就医贵依然困扰着很多人，另一方面则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了事业“成功”不顾身体顽强“拼搏”。在这一天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反思一下人生意义，应该也是必要的。

最后再强调一下，包括端午在内的传统节日建设必须注重实践层面的工作。笔者以为，首先可从文艺先行，如端午节的传统文艺应景活动有“关公戏”和“钟馗戏”等，关羽是忠义的化身，钟馗则是嫉恶如仇的正义的象征，都具有扶正祛邪的正能量。这些戏曲在今天可开发出有益的价值。可积极地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以动漫、视频等形式进行节日文化的创意工作，这样的作品成本低，普及率高，群众性强。笔者所在的学校曾和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们合作，在上海青浦金泽地区政府的支持下，搞了一块仪式教育的实验场所，以重建节日形式和田野戏剧为载体，尝试学院教育与民间文化的对接互动，组织本科一个院系的同学和乡民共同演习传统节庆仪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和乡民彼此都有收获。另外笔者所居住的社区，也在街道组织下年年搞端午的节日文化活动，民众的参与度比较高。但怎样让这一活动更具可持续性和民间自发性，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随着文化建设的深入，理论建设依然重要，实践方面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紧迫。这一点，需要逐渐形成社会的共识。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雍凯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